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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j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zhègè)特殊的(de)时间节点，大众日报淄博(zībó)融媒体中心联合淄博市档案馆特别策划推出“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专栏，以历史档案为经纬，重织鲁中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每件档案都是永不磨灭的精神坐标，每次解读都是对抗战精神的时代叩问。本专栏将依托馆藏及最新(zuìxīn)征集(zhēngjí)的珍贵抗战档案，系统梳理文献、实物、图片、音像等多样化原始史料，深入挖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感人故事、英雄事迹以及(yǐjí)普通(pǔtōng)民众的抗争经历。

即日起，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用档案构筑的历史长廊(chángláng)，在发黄的纸页间触摸民族脊梁的温度，汲取前行的力量(lìliàng)。

李培南：从长征到抗大(kàngdà)，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

档案人物：李培南，1905年6月出生于江苏邳县一个贫苦(pínkǔ)农民家庭(jiātíng)。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忠诚(zhōngchéng)的共产主义战士、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党和(hé)军队优秀(yōuxiù)的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原上海市第七、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在上海逝世(shìshì)，享年88岁。

档案内容：1940年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shàng)的(de)(de)讲话手稿、1944年4月出版的党刊《斗争(dòuzhēng)生活》、1945年2月《关于三个月来的时事学习与干部领导的基本总结》手稿以及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铁流二万五千里》。

密密麻麻的小楷(xiǎokǎi)，泛黄的纸张……今年4月底，李培南之女李小苏捐赠(juānzèng)了大量其父在山东时期，特别是在淄博和(hé)鲁中地区(dìqū)工作期间留下的文件和手稿。这些档案以手稿、打印文件及期刊杂志的形式保存下来，每一份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直接记录，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见证(jiànzhèng)。

穿越山川河流的(de)长征记忆

1934年(nián)，中央红军踏上了举世闻名(jǔshìwénmíng)的(de)长征之(zhī)路。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培南(lǐpéinán)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其回忆录(huíyìlù)《铁流二万五千里》不仅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以亲历者的视角，展现了红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真实面貌。书中不仅有战事、行军和政治工作的详细(xiángxì)记载，还有他亲身经历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和风土人情，成为研究长征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李培南同志像

“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红军进入贵州以来(yǐlái)，三个多月的(de)时间里，都是在(zài)黔北和川黔边区活动。除了行军作战外，最令我难忘的是贵州俗谚所(suǒ)说的‘天无(tiānwú)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李培南回忆录中的这些文字，不仅是对贵州自然条件的真实描绘，也从侧面反映出红军在艰难环境下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

在进入藏区阿坝地区时，李培南记录下了红军首次穿越草地的艰苦历程：“草地是个什么(shénme)样子？当时谁也说不清。现在要过单地，也只是听当地藏民的一些口述。说什么到处是水草，走几天一路(yīlù)也见不到人烟，而且(érqiě)天气多变，一天之内，时而晴天，时而骤雨，时而冰雹满地。”不仅如此，他清楚(qīngchǔ)记得：“我军还是很注意当地的风俗，很注意遵守群众(qúnzhòng)纪律，吃了群众的粮，烧了群众的柴草，都(dōu)要留下条子和现款，要给藏民以良好(liánghǎo)的影响。”

抗大山东六年历经百余战役(zhànyì)淬炼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zhōngguórénmínkàngrìjūnzhèngdàxué)第一分校，简称抗大一分校，于1938年12月在(zài)陕北延长县成立。1939年11月初，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抗大一分校东迁至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并(bìng)任命周纯全为校长，韦国清为副校长(fùxiàozhǎng)兼训练部部长，李培南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0年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

据李培南回忆录记载，朱德总司令在武乡王家峪接见周纯全、韦国清及自己时，深刻阐述了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shāndōng)的重要意义与目标：“一方面，山东地大物博，人多枪多，自古有齐鲁多英雄豪杰的佳话(jiāhuà)，历来(lìlái)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也是我党我军(wǒdǎngwǒjūn)坚持抗战必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jīdì)。另一方面是山东党的基础好，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很快，因此带来(dàilái)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gànbù)，缺乏子弹，广大的新干部迫切需要进行训练和提高。”

在(zài)敌后办学的7年间(niánjiān)，抗大一(kàngdàyī)分校累计培训了约20000名干部，其中70%是(shì)军队的军事、政工干部；30%为各条战线的党务、政权、群运干部。特别是在山东的6年时间(shíjiān)里，学校及其学员或配合主力或单独作战，参加了大小战斗百次以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烈火与热血(rèxuè)铸就的牺牲

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铁流二万五千里》

1941年冬，日伪军集中(jízhōng)五万余兵力，历时50天，在纵横约140里(lǐ)的沂蒙山区展开大规模“扫荡”。抗大一分校自然成为敌人“扫荡”的重点区域。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抗大一分校按照(ànzhào)反“扫荡”部署，迅速分散到蒙山地区(dìqū)活动。

当敌人突袭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领导机关时，我军坚守在蒙山内线的三大队和蒙山支队率先与其遭遇。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迅速(xùnsù)将部队(bùduì)编成多个小队，边战边(biānzhànbiān)突，开展灵活机动的反“合围”作战，多次成功(chénggōng)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这些英勇事迹(shìjì)，很多都被李培南在其回忆录中一一(yīyī)记录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

“在突围过程中，我校三大队得知山东纵队(zòngduì)黎玉政委负伤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区队长王增才带领两个班前往(qiánwǎng)营救。班长马兴林协助警卫人员，将黎政委背出危险地带一、二里，确保了其(qí)安全脱险。”

“在摩天岭一带活动的二大队一个(yígè)连与(yǔ)敌遭遇，展开了激烈战斗。正副队长先后重伤(shāng)，政治指导员陈田心临危受命，继续指挥作战，身负多处伤仍坚持到最后，终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

“年仅19岁的政治教员唐国琼（归国华侨）也(yě)在突围中不幸被俘。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他被活活用火烧死。即便(jíbiàn)在熊熊烈火中，他也始终高呼：‘打倒日本(rìběn)法西斯！’‘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shēngmìng)。”

“此外，二大队政治委员刘惠东也在战斗间隙(jiànxì)单枪匹马寻找校(xiào)首长汇报情况，返回途中(túzhōng)遭遇敌人包围。他在最后一刻选择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戕殉国，用生命捍卫了革命者的尊严。”

这些英勇牺牲的战友，是抗大精神的真实写照，他们的事迹不仅铭刻在历史中，更深深印在(yìnzài)亲历者李培南(lǐpéinán)的记忆里，成为抗战(kàngzhàn)档案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1946年解放博山后，李培南政委与王建安司令和徐化鲁合影（从右到左）

1948年3月，淄博(zībó)全境解放。同年8月8日，中共淄博特委、淄博特区专员公署在博山四十亩(sìshímǔ)地第三次成立，隶属鲁中南区党委和行署领导，李培南任(lǐpéinánrèn)书记。1949年2月，李培南离开淄博。

《在(zài)(zài)博山各界庆祝济南解放大会上的讲话》《周村概况》《李副政委在职工工作委员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淄博(zībó)情况》……从李培南当时在淄博的这些手稿，可以看出他以其(qí)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能力，带领当地军民共同奋斗的时光。这段经历不仅加深了(le)李培南与淄博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也见证了他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中国革命(gémìng)作出的巨大贡献。

（大众新闻·鲁中晨报记者(jìzhě)马斌）